詳解慈善信托之理論篇：兩部大法 五大保障

來源：金融時報 胡萍

 連月來，慈善信托一直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伴隨9月1日《慈善法》正式實施的日益臨近，有些信托公司已經開始積極籌備，期望在該領域有所作為。日前，本報記者就慈善信托相關問題采訪了信托專家、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執行所長邢成。

記者：從法律分類角度，《慈善法》中慈善信托與《信托法》中公益信托是何種關系，二者有何異同？

邢成：從涉及內容的角度看，慈善信托與公益信托基本可以等同而論，例如，《慈善法》第一條和《信托法》第六十條都規定了扶貧、濟困、救助災民、救助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害，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體育事業，發展環境保護事業，維護生態環境以及發展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等內容。

但從嚴格的法律意義而言，二者還存在一定的差異：首先，法律依據不同。慈善信托依托《慈善法》，主要目的是為了發展慈善事業，保護慈善活動參與者的合法權益。公益信托依托《信托法》，主要目的是為了調整信托關系，規范信托行為，保護信托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前者側重慈善事業，后者強調信托關系。其次，法條定位不同。《慈善法》中提出“慈善信托”的目的主要是為闡明慈善行為的一種組織形式，即從慈善財產的受托人角度將信托作為選項之一：“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可以由委托人確定其信賴的慈善組織或者信托公司擔任”。而《信托法》中“公益信托”則是從信托目的出發，著重闡述公益信托與私益信托的不同和區別。再次，實操門檻不同。嚴格來講，慈善信托可以更多從社會、倫理角度去理解，公益信托則更多從法理和制度的層面去運行。例如：當慈善組織作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時，其受益人完全有可能是已經確定的某一個或者某幾個貧困、孤老、病殘或者優撫人員，這在一般慈善活動認知中幾乎是無可爭議的慣例。但按照公益信托的規范，公益信托中的受益人必須是社會公眾中符合規定條件的人，而不是委托人特別指定的人。換言之，如果以特定的某一人或某些人的利益為目的而設立的信托，即使這些人屬于貧困病殘人士，也不屬于公益信托。因此，在《慈善法》范疇內的某些信托形式可約定俗成的稱為慈善信托，但卻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公益信托。

記者：信托業界頗受鼓舞的是《慈善法》將信托公司列入受托人以及明確主管主體，慈善信托是否將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邢成：其實在《信托法》基礎上信托公司已經具備了開展公益信托的基本條件，《慈善法》的頒布實施當然是一個重大利好因素，為信托公司更廣泛的開展公益信托業務提供了更完備的法律保障和更便捷的操作平臺，必然進一步推動和提升公益信托的發展。

記者：《慈善法》實施后具體有何利好？

邢成：政策保障。《慈善法》出臺后，民政部明確表示將有選擇地開展慈善信托試點工作，2017年將制定出臺有關慈善信托的備案管理辦法，做好、做實制度標準的設計并盡快出臺，積極推動扶持政策的出臺，與有關部門一起積極探索慈善法首次提出的國家為慈善事業提供金融支持政策支持，以及在用地、產權轉讓等方面的優惠。

組織保障。《慈善法》第五章專門列“慈善信托”一章，明確將信托作為慈善活動重要機制之一，規定慈善信托屬于公益信托，信托公司可以作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

制度保障。《信托法》規定公益信托從設立到終止整個過程由公益事業管理機關監管，但是《信托法》始終沒有明確該管理機關主體歸屬的問題，導致公益信托因無法確定主管機關而無法設立。《慈善法》則明確了民政部門作為監管部門的地位，避免了相關行政部門懶政、不作為，相互推諉，導致公益信托主管部門一直缺失，嚴重滯后的弊端，是對公益信托的一大制度保障和政策利好。而作為主管機構的各級民政部門需在《慈善法》基礎上，制訂公益信托監管的實施細則和監管辦法，緊密結合《慈善法》與《信托法》相關條款，使二者緊密銜接、口徑一致。

監管保障。按照《信托法》規定，公益信托的設立需采取審批制，這使得公益信托的設立難度大大增加，加之其他因素的綜合影響，使得信托業在黃金10年發展中，符合《信托法》要求的公益信托為數極少。《慈善法》則確立了慈善信托設立的備案管理制度，使得慈善信托的開展更具有操作性。而且，《慈善法》建立了備案制和稅收優惠的聯動機制，體現了對行政審批權的削減和對慈善事業的支持，無疑將對公益信托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機構保障。《信托法》規定公益信托的監察人為必設機構，當事人設立公益信托時必須設立監察人、選擇監察人，其過程往往比較復雜，周期較長，降低了公益信托的設立效率，同時增加了公益信托的設立成本。但《慈善法》規定“慈善信托的委托人根據需要，可以確定信托監察人”，把是否設置監察人作為委托人可以自愿選擇的事項，使得《信托法》中公益信托必須設置信托監察人的規定具有十分靈活的選擇性，這使得慈善信托的設立具有明顯的便利性和高效率。